无论是邹元标、赵南星的案子，还是西洋人的案子，抑或最近那些涉及勋戚的案子都体现一种令人费解的诡异感。邹元标、赵南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西洋人在辽东搞出“谤君鼓噪”的事情，但引导西洋人进入京师的徐光启却靠着会试几乎完整躲过一场足以令他身败名裂的政潮；武清侯三案接连发生，硬生生地将李家逼到被足以夺爵的地步
但只要换一个角度，那种令人费解的诡异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那种使头皮发麻的恐怖感。邹元标、赵南星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皇帝要他们死；徐光启能全身而退是因为皇帝允许他全身而退；而沈采域的案子会扯到武清侯定是皇帝允许锦衣卫和东厂往勋戚的身上攀扯。或许，皇帝早就想对武清侯动手了，早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想对他们动手了。
现在呢？陛下让这个连升三级的锦衣卫跟着自己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袁可立猜不到，但谨慎些总是好的。
袁可立微微侧过头，偷偷地瞄了陆文昭一眼。这时，陆文昭正好开口了：“‘不要株连太多’这句话，杨中丞也写进给都察院的公函里了？”
和袁可立不同，陆文昭的意外并不那么纯粹。他有些失望乃至难过了。
尽管陆文昭和杨涟从没有什么交集，但他对这种忠君爱国、敢于犯颜直谏的清正御史始终抱有一份期待。陆文昭希望这些清正的士大夫能永远至纯如初，即使他自己早已不似当年模样。
杨涟隐隐地感受到了那份浅含在语调语气的失望。但他却将这种失望，理解成了锦衣卫缇骑对自己这个主办官员不主张株连扩大的失望。
杨涟确实是变了，他变得比以前更务实了。此时的他现实地认为，大敌当前的现在，并不是在辽搞反腐大清洗的好时候。
“不是原话，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严办首恶，胁从轻问，并允许戴罪立功’我在公函里写了这些。如果上差要具文奏报圣上，就刚才的原话陈奏也无妨。”说话的时候，杨涟下意识地瞥了李光荣一眼。“从第一次援剿以来，万有孚便深入参与辽事，他算是供职时间最长的一批人。他和在辽的很多人有过往来，就连我都受到过他的款待。如果追究太甚，恐怕会让很多正在关键位置上的官员心生惶惧，长期与他接触的插汉诸部或许也会心生怀疑。我认为，这于大局来说，是不利的。”
陆文昭听出来了，这位曾在京中声名大噪的杨中丞显然是把他当成问案的钦差了。但他也无意纠正，就只是心怀失落地笑了笑。“杨中丞，我想问的是直接涉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