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职之前，必须遵守3个条件：首先，中共不得处于史迪威的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中共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时才能这样办；第二，应当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义和对大元帅，即蒋的关系；第三，租借法案的军事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应根据租借法案精神，完全处于中国政府和总司令权力之下。同时，授权给美陆军中某些官员以监督这些物资供应的处理。
8月10日这一天，蒋介石悲愤之情难以抑制，他称这一天为永难忘记的一天；称1944年是一生中“最为险恶的一年”。这一天，他记下了颇为独特的一篇日记：“如余健在一天，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沦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15年到30年间之情势，犹胜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而就在此时，由于战事吃紧，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朝野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中国抗战的历史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而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威望却越来越低，期待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正好以反比相斥。他感受到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失落与冲击。他感觉着中国社会危机，国民政府的危机正在这一时期积聚着形成痈肿的疽疮，正在迅速腐败变质溃破……抗战已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国际社会是在以一个能够进行现代战争的现代国家体制的标准在观察中国，要求中国。西方现代化思潮比任何时期都更有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方方面面，要求变革的历史命题伴随着轰轰隆隆的炮声、救亡图存的呼喊声一齐涌来，世界意识很自然地反映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变革中。
蒋介石不相信他作为一个在辛亥风云中参与变革的革命者，在今天会成为阻拦这种变革进程的人物。他要对20世纪的进程负责，他维护着辛亥以来组建国家体系的伦理观念。因此，他不能眼见向他的政权挑战，向他和一代国民党人的挑战。他看不到也不愿看到也不愿相信代表着中国社会最新发展的要求，代表其除旧布新的历史革命的方向，就在他认为异端的挑战方的中国共产党那一边。而在他的身边，周围涌集着的各种冠盖如云的人们，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阻挠者。这些人组成的集团靠着他，他也靠着这些人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的